鲁迅怎样做老师
——从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的主题谈起
蒋骏
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是鲁迅于1926年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，被收入《朝花夕拾》， 文章写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这两个构成鲁迅童年生命成长的空间，富有童心和趣味，因而也成为各版本中学语文教材必选的篇目。
对于这篇文章的主题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，总的来说有这样几种看法：
①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衬托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，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、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。
②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同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作对比，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、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，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。
③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回忆，表现作者儿童时代对自然的热爱，对知识的追求，以及天真、幼稚、欢乐的心理。
这几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，现在多数教师更倾向于第三种看法。从对主题理解的变化中，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变迁。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，教育者们意识到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在不偏离“哈姆雷特”这个内核的基础上，要允许学生对文章具有个性化的解读。
我认为，站在今天新课改的角度上看，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也可以理解为是鲁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对于全新的教育理念、教育模式的一种朦胧的追求，他旨在启发人们思考，怎样使儿童在快乐中学习，在实践中得益，这其实正是今天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。鲁迅清醒而敏锐地意识到了当时教育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。 1925年3月18日，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里说：“现在的所谓教育，世界上无论那一国，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。要适如其分，发展各各的个性，这时候还未到来，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。”在鲁迅看来，好的教育应该是个性化的教育，是顺应学生个性特点的教育。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前卫，即便是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都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。
鲁迅既是作家，也是教师，他五十六岁的短暂生命中，有十八年曾在讲台上度过。他一生断断续续做过很多次老师，先后任教过的学校就有浙江两级师范学堂、绍兴府中学堂、山会初级师范学堂、北京大学、女子师范大学、黎明中学、大中公学、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等等。而且鲁迅还是一位通才型的教师，他所教过的课程，涵盖了化学、生物、生理卫生、小说史、文学史、文艺理论等多个学科。在教学中，鲁迅践行着他的教育思想。
鲁迅在教学中重视实践。童年鲁迅喜爱到三味书屋后面的园里去折蜡梅、寻蝉蜕、捉苍蝇喂蚂蚁，教师鲁迅也乐于把课堂搬到自然和社会。他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时，常利用周六下午没有课的时间，带学生采集植物标本。在绍兴中学堂教植物学时，他带学生远足，零距离讲解植物。他还随身背着从东瀛带回的绿色标本箱和“洋桑剪”，沿途见到一些植物，就剪下放进标本箱内，告诉学生是回校作标本用的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。这种寓教于乐的野外教学方法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性学习是多么一致。
鲁迅尊重科学，敢为人先。他上生理课时，不仅给学生做生理实验，还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禁区，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讲解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解构和生理机能，使全校师生都为之惊讶。在讲授中鲁迅严肃认真，并规定学生听讲时不许笑。他曾说：“在这时候，不许笑是一个重要条件，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，如果有人笑，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。”在清朝末年，鲁迅敢于在课堂上公开讲授这样的内容，那些尊重科学的师生是十分敬佩的。
鲁迅博学多闻，仍然兢兢业业，认真备课，生怕误人子弟。1909年6月，鲁迅从日本回国之初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，他讲授生理学、化学课，为了把课讲好，他就经常“灯下看书，每至深夜”，足见其备课的认真程度。鲁迅为了讲好中国小说史，花了数月时间，专门编写了十多万字的讲义。在北大上课时，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，别系的学生、校外的青年也不少，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的。许钦文回忆说，在北京的5年间，他断断续续地听鲁迅的课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，听了多遍竟没有重复的感觉，说明鲁迅讲课既不拘于课文，又不脱离课文，课讲得很活泼幽默、简练深刻。
当然，鲁迅从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身上也学到了许多教师的优秀品质，他对学生严而有爱，严而可亲。女师大学生，后来成了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“对鲁迅有过一个过程：未受教前很仰慕，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；初受教时，十分敬重，但有畏惧。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。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，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，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。后来，逐渐察觉他并不‘怪僻可怕’，才消除畏惧，不仅敢于和他亲近，还敢于对他‘淘气’，乃至‘放肆’”。
“只要能培一朵花，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”。鲁迅甘做草肥和泥土，为青年学生的成长呕心沥血，无私相助，源于其人生追求和对教书育人的爱。鲁迅出殡的那天，送葬队伍长达两里，队伍中大多是青年学生，有的甚至与鲁迅素未谋面，但都表达了一致的自愿的追随。这该是一位老师接过的最高勋章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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